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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破产”入法,那些“诚实但不幸”的企业主可以得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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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破产”入法,那些“诚实但不幸”的企业主可以得救吗?8558 作者:admin 帖子ID:1503
来源:海蜂情报,文/IvesDuran


讨论了20年有余“个人破产”入法,有了新进展。
3月1日,《深圳市个人破产条例》正式施行,这是国内第一部个人破产法规
条例规定: “在深圳经济特区居住,且参加深圳社会保险连续满三年的自然人,因生产经营、生活消费导致丧失清偿债务能力或者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的,可以依照本条例进行破产清算、重整或者和解。”
条例生效的当日,深圳市破产管理署挂牌成立,专门处理个人破产业务。
现实中,企业破产清算、个人负债的现象屡见不鲜。一些企业主迫于债务压力难以“翻身”,甚至于走上绝境,用“纵身一跃”来了解今生之债。
2019年2月,最高法将推动个人破产制度纳入人民法院第五个五年改革纲要,这是最高法不到半年内第四次提及“个人破产”。
同年7月,国家发改委等13个部门联合发布的《加快完善市场主体退出制度改革方案》,提出研究建立个人破产制度,重点解决企业破产产生的自然人连带责任担保债务问题。
后来,各地对于“个人破产”的推进明显加速。温州、杭州、南京等地审结了多起“个人破产”功能相当的个人债务集中清理案件。
“个人破产”立法缘何被搁置了20年?“个人破产”入法,可以让那些“诚实而不幸”的债务人获得新生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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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个体经济活跃的温州城爆发大规模“跑路”潮。
自那一年4月起,温州有90多家老板“跑路”。“跑路”老板的欠款金额从几千万到十几亿不等,有的老板因为巨大的债务压力,跳楼自杀;也有的老板携款潜逃,最终被警方捉拿归案。
当时,中小企业向银行借款的难度很大。温州商人有着互帮互助、抱团发展的传统,一些企业选择互相担保的方式申请贷款,贷款由企业对等承担。这种基于熟人之间的信赖形成的担保关系,企业法人、股东及家属也牵涉其中。
也有一些企业选择了灵活性强但风险高的民间借贷。民间借贷的放款速度更快,贷款周期也更加灵活。对于一些资金有限的中小企业,利用分批次贷款的还款时间差,可以用“新债还旧债”,让企业有限的资金滚动起来。
数据统计显示,温州有过半数的企业参与了民间借贷。这些利息高昂的民间借贷,同样存在着企业、个人相互担保的情况。
受到金融政策变化的影响,银根紧缩,此前鼓励企业贷款融资的银行开始抽贷、压贷;同期,民间借贷也爆发信任危机,出现“挤兑”潮。
一家企业因资金压力倒闭,往往牵连到多家互保企业。这些企业的法人、股东以至于他们的亲属,也因此背负上巨额债务。
“眼镜大王”胡福林便是其中一例。浙江信泰集团曾是温州最大的眼镜厂商之一,董事长胡福林被指负债20多亿元“跑路”,连带十多家担保企业陷入危机,面临破产。
传出“跑路”10多天后,胡福林返回国内,谈判信泰集团重组事宜。
两年后,胡福林坐在了债务人的位置。信泰集团的24.5亿债权被确认,连带信泰集团在内的五家关联企业合并重整。重整之后,供应商的债权将得到全部清偿,其余4家企业的普通债权的清偿比例也可达到25.06%。
为了偿债,胡福林将房子抵押给了银行,还将整个家族在信泰集团的股份清零处置,同时通过债转股的方式抵消了部分债务。此前,信泰集团获得了温州商团5亿元注资,债务问题得到了缓解。
后来,信泰集团在政府的帮扶之下逐步走出了困境,海豚眼镜做到了4000万的年销售额,原本的信泰眼镜创意园变成了皮革鞋料市场,超过800家商户入驻。
胡福林的经历,是深陷“跑路潮”的温州企业的缩影,也是少有的破产企业与企业主都得以“东山再起”的例子。
2011年之后,温州法院受理了大批因企业破产倒闭引发的债权人集体诉讼。但面对巨额债务,很多被执行人没有偿债能力。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陈卫国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曾说道,在极端案例中,个人有1亿元以上担保责任,“这对于一个赚工资的人来讲,根本没法还”。
这个现象在全国也很普遍。2016年3月,《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申报》白皮书显示,“被执行人没有实行能力的案件约占执行案件总数的40%”。据报道,许多“执行不能”的案件只能以“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形式结案。
2019年11月,锤子科技创始人罗永浩发了一篇微博长文,题为“一个‘老赖’CEO的自白”。文中他提到,公司最艰难的时候,他签了1个多亿的连带责任担保。
后来,罗永浩做起了直播带货“卖艺还债”,在两年之内还清了4亿元债务。剩余债务也将在今年年底还清。
现实中,能做到“成功还债”的企业主并不多。大多是企业通过破产重整获得“新生”,个人却陷入债务“泥淖”之中。
第三届改革发展论坛上,福耀玻璃集团创始人、董事长曹德旺直言:“希望媒体不要用‘老赖’来形容破产企业家……赖的是少数,企业家的事业是风险事业,要鼓励他们继续努力奋斗,要从人格上尊重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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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可以破产,个人为何不可?长期以来,关于“个人破产”入法的正反两方争论不休。
199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起草组拟定了破产法草案。这份草案将对非法人企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自然人纳入了破产法的适用范围。这称得上“个人破产”在立法上的首次尝试。然而,这份草案递交审议之后并没有获得通过。
彼时,1986年通过的《企业破产法(试行)》对于国有企业破产作出了规定。然而,民营企业的种子已经在各地生根发芽,加之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尽快出台一部适应于所有企业的破产法的呼声越来越高。
后来,企业破产法草案经历了几次修订,其中最大的争议便是破产法的适用范围,即自然人是否可以破产。
支持自然人破产的代表认为,应当与国际接轨。反对的观点则认为,应当最大程度的保护债权人的利益。
2004年6月,企业破产法草案提起全国人大审议。该草案将与合伙企业的合伙人和个人独资企业的出资人纳入了破产范围,他们也被称作“商自然人”。
但反对的声音依旧存在。有观点认为,自然人破产会放大欺诈、洗钱、侵蚀国有资产等负面影响。另外,我国大量使用现金支付,财产状况不容易清查,信用体系也不健全,并且缺乏个人财产的配套措施。
“个人破产”入法,同样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国内的企业破产法草案审议期间,酝酿了多年的《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破产立法指南》获得通过。这份指南借鉴了大多数国家的立法经验,明确指出:
在许多国家,自然人(包括个人合伙和个人独资企业)从事经济活动的现象非常普遍,如果将其从破产法的适用范围中排除出去可能严重影响破产法的运作和效率。但对于自然人破产问题的解决需要一些特殊性的规定。
后来,“商自然人”破产的规定没有出现在企业破产法二次审议稿中。2006年,8月企业破产法获得通过,破产的适用范围被限定为企业法人。
企业破产法第二条规定,“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依照本法规定清理债务。”
法律公布之后,“个人破产”入法的讨论也出现了企业家声音。
人大代表、民营企业家黄鸣认为,制定“个人破产法”既有助于惩治“老赖”,还可以让正当经营的企业主,在破产之后获得重生的机会。
“企业家和社会精英作为社会人,一旦破产,应限制或约束其相关行为,如在几年内不能开办企业,不能投资入股其它企业,不能进豪华消费场所等高级消费活动等等。一旦被查处对其进行罚款,没收财产,严重的还会追究刑事责任。”黄鸣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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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破产法实施七年之后,《征信管理条例》、《征信机构管理办法》出台,企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其履行职务相关的信息被纳入监管范围。
企业信用体系监管不再“无法可依”,“个人破产”入法也开始出现“破冰”的信号。
2017年年初,深圳市中院完成了全省法院重点调研课题《个人破产制度研究》,并形成了初步的个人破产条例立法意见稿。此前,深圳律协曾多次建议将个人破产纳入深圳特区的立法计划。
2018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向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报告关于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时强调:
“‘基本解决执行难’正处于攻坚克难、决战决胜的最后关键时期,也到了推动长远解决执行难问题的窗口期,为此建议完善执行立法,推动建立个人破产制度,畅通‘执行不能’案件依法退出路径。”
同期,世界银行发布了《拯救企业家,拯救企业:关于对待中小企业破产的建议》。其中提到,“为中小企业的企业家提供简单而有效的债务豁免制度几乎是世界各国解决中小企业破产问题、拯救企业家的通常做法,是促使企业家东山再起的最佳办法。
2019年10月,温州中院联合平阳县法院,审结了全国首例具备个人破产实质功能的个人债务集中清理案件。
温州某企业股东蔡某由于没有清偿能力,对破产企业承担的214万元连带债务,只需在18个月按1.5%的比例清偿3.2万元。
清偿方案约定,若债务人自个人债务清理方案履行完毕之日起六年期限内严格按照方案偿还债务,则今后债权人自愿放弃对债务人剩余债务的追偿权。
法院还向蔡某作出了行为限制令,包括不得进行高消费或者非生活必须的消费行为,不得担任营利性公司的法人……不过,法院并没有将蔡某纳入失信人名单。
“我们保护的是‘诚实而不幸’的人,而不是老赖”,平阳法院工作人表示。
2020年12月,浙江高院发布《浙江法院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类个人破产)工作指引(试行)》,在浙江省内开展个人债务清理工作。
企业经营都是有风险的,不能因为企业家经营不善,就让他个人背上山一般的债务,万劫不复。”原浙江高院民二庭庭长沈晓鸣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个人破产”工作的推进在近年来明显加速,这对于饱受债务苦恼的企业主来说是一个好消息。然而,人们的担忧依然存在。
比如说,有律师提到,连带担保常见于创业融资、股权投资等经济活动中,创业者创业失败就提起个人破产,对于投资人来说是否公平?
还有观点表示,自然人的经济往来难以监控,识别“诚实且不幸”的债务人实际上较为困难,这对于个人的尽职调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另外,深圳特区的个人破产条例与各地方的关于个人债务清理的先行先试尚停留在地区层面,让“个人破产”得以有效落地,还需要更高层级的立法修订与执行、信用体系制度的完善。
目前,人大法工委正在研究修订《企业破产法》,拟在该法中对个人破产问题作出原则性规定。还有企业代表建议对“失信被执行人”划分不同的级别和类型,采取不同的惩戒措施,给予创业者更多的包容、宽容。
本次深圳特区个人破产条例的出台,是保护“诚实且不幸”的破产企业家命题下,一个重要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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